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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08月19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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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版:副刊
2024年08月19日

开辟运东(下)

——纪念冀南军区开辟运东胜利八十周年

□ 臧振民  时云山

 

第四次开辟运东

1941年冬至1942年春,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,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,以得到稳固的后方和安全的交通线,对解放区进行了疯狂进攻,在华北连续推行了5次所谓“治安强化运动”,把华北分为三类地区:一是“治安区”(即敌占区),以清乡为主,强化保甲制度和连坐法,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,建立伪组织,肃清抗日力量,以巩固其占领区;二是“准治安区”(即游击区),以“蚕食”为主,兼施恐怖政策和怀柔政策,普遍修筑封锁沟、封锁墙和炮楼、碉堡,甚至摧毁村庄,制造“无人区”,以防止八路军活动;三是“非治安区”(即解放区),以“扫荡”为主,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“三光政策”,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抗日根据地。1942年以后,日伪军在华北地区实行残酷的“铁壁合围大扫荡”,武城县运西抗日根据地在经历了“四·二九”大扫荡之后,斗争形势恶化,根据地面积缩小,运河一线炮楼林立,碉堡密布,据点、炮楼也随着“扫荡”“蚕食”到根据地内部。整个运东的抗日环境异常恶劣残酷,日伪气焰极为嚣张。

1942年末,冀南区党委在组织力量粉碎日伪“扫荡”的同时,认真分析运东地区的形势,认为在前几次开辟运东斗争中,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纪律严明,作战勇敢,坚决抗日,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,群众已经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共产党和八路军身上;日伪军到处烧杀抢掠,进一步激起群众的仇恨,他们深切盼望八路军东渡运河打击日本侵略军。为配合反“蚕食”斗争,根据“敌进我进”的原则,在认真总结吸取前三次开辟运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,冀南区党委决定组织精明干练的武装工作队,采用“三分军事、七分政治”的行动方针,以小部队活动的方式深入到日伪军心脏地带,第四次开辟运东抗日根据地。

武工队由十九团的连排干部和党的地方工作者组成,共计60余人,宋东旭任队长,郝振武任党支部书记兼特派员,分为3个队:手枪队约15人左右,队长刘培军;长枪队约14人左右,队长高荣贵;坐村队约30余人,队长段管锦。另外还有一个大队部,对外称运河大队。恩县县委也派县委委员、敌工部长徐英杰和夏克、徐新甫、张仁甫等人参加坐村工作队,主要负责恩县的政权建设工作。冀南区党委特别强调两点:(一)务必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,这是此次开辟运东成败的关键。务必使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政策家喻户晓,深入人心。继续保持八路军英勇善战、遵纪爱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,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真正革命的队伍,是完全彻底为人民利益服务的。(二)加强对敌伪的争取工作,“在抗日胜利高于一切”的口号下,开展对伪军、伪属、伪组织、会道门、青红帮的争取工作,坚决打击那些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军卖命的汉奸走狗。

武工队过河之前,首先与运东地区恩、武两县党的负责人刘子蔚、杨中一、李振东等人取得联系,得到地方党组织的密切配合,对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日伪军、顽军杂团、封建会道门的分布及政治倾向作了深入了解。1942年末1943年初,乘日伪军忙于过春节之际,武工队两次东渡运河,在离日伪据点较远的武城县任珩、韩家洼、苏庄、漳南镇一带,召开伪村长和伪乡长会议,讲明斗争形势,启发其爱国之心,要求他们真心抗日。这样活动几次后便撤回河西,以观动静。在取得初步经验的基础上,于农历正月十三再次东渡运河,住在管珩村。此村人少好控制,武工队便以此村为基点,开始了艰苦而卓有成效地开辟工作。

由于日伪军在运东地区势力强大,据点密布,各村还设有情报员,所以武工队采取“昼伏夜出”、“封锁院落”的活动方式,尽量避免与日伪军发生正面冲突。虽然如此,还是进行了两次激战。一次发生在郑庄村,武工队5名战士和1名炊事员被伪军王化三部包围,激战1天,5名战士全部牺牲,炊事员被俘,受尽折磨,宁死不屈,最后被伪军装进麻袋投入运河,幸亏炊事员水性好,挣脱麻袋死里逃生。另一次发生在1943年3月23日傍晚,武工队长枪队14人在队长高荣贵带领下到小史庄村开辟工作,进村后,住在村西南角贫农秦德先家里。日伪军情报员李得仁得知后,立即到北郑庄据点向日伪军报告,日军连夜纠集恩县、武城的伪军7个中队和日军1个小队计600余人天亮时包围了小史庄。上午8时,日伪军从村四周开始向村内围攻,并逐家逐户搜查,长枪队认真分析敌情,认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,白天不容易突围,决定隐蔽待敌。中午12时,日伪军搜查到长枪队的院子,趁敌不备,长枪队突然一齐开火,日伪军当即伤亡10余人,经过一小时激战,长枪队将日伪军打出村子。下午3时,日伪军用迫击炮轰炸民房,长枪队战士趁硝烟掩护修筑起工事,把周围几个院落挖通,形成连环院落防御。炮击停止后,伪军在日军的逼迫下重新向村内进攻。经过几次争夺,日伪军伤亡数十人。天近傍晚,日伪军又冲进村里,采取攻占一处院子就烧毁一处的方式,步步为营,长枪队被围在秦德先家的北房上,此时战士们的子弹、手榴弹都用光了,日伪军冲了上来,战士们就用房上的木头砸,高荣贵命令战士们上好刺刀,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。在冲到村西南角的池塘边时,又被包围,只有1名战士冲出重围,高荣贵和其他战士壮烈牺牲。这次战斗震动了整个运东,武工队员不畏强敌、英勇战斗、不怕牺牲的精神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佩,他们的英雄事迹也得到广为传颂,同时,武工队的活动得到了更多人民群众的积极协助和支持。武工队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,加强了情报工作,建立健全了情报机构,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的作用,取得在伪军内部做地下工作人员的配合,日伪军再也找不到武工队的踪迹。

武工队手枪队的特点是人员精干,行动方便,携带手枪不受白天黑夜限制,一天可以在几个村庄活动,大部分队员是主力部队的连排干部,他们政治觉悟高,纪律严明,所到之处给人民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。他们除了侦察敌情,配合长枪队和坐村队工作外,还执行着瓦解敌军和建立内线的工作任务,给当地土匪、恶霸、伪乡长、伪保长以极大威慑。在武工队活动区,还有所谓“十三太保”“二十四只虎”,他们都是当地的土匪和流氓,很有势力,并和伪乡长、伪村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相互之间也经常因分赃不均发生摩擦。武工队便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,采取各种方式,尽量争取他们抗日,并要求他们在武工队活动区内不准抢劫,要维护当地治安,保护抗日军政人员,表现好的适当给予奖励,对顽固不化的铁杆汉奸则严惩不贷。坐村干部队队员彭鲁由于韩家洼的伪村长向日伪告密而惨遭杀害,手枪队连夜召开韩家洼村附近一带的伪村长会议,宣布其罪行,当场将其枪决,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。由于广泛的政治宣传、强大的军事压力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,就连素有“西霸天”之称的曲庄匪首曲德超,也放下架子,和武工队进行合作。曲既是土匪匪首,又是青红帮帮首,周围三、五十里的土匪都和他有联系,武城、恩县的伪县长都是他的干儿子。武工队就利用他,在他家安了情报站,借用他的武器打击日伪军,他还不时供给武工队衣食所需。就这样,武工队不但站住了脚,而且根越扎越深,开辟工作进展很快,到1943年6月,恩县二、三、四区就组建起了抗日政府和区游击队,开辟工作取得了初步胜利。

八路军主力部队也积极配合武工队的开辟工作,拔除开辟工作中的“钉子”,做武工队的坚强后盾。为方便武工队和抗日工作人员来往渡河,加强与运东地区的联系,1943年1月21日,十九团六连、十一连、十二连在团长黄光霞、政委周发田的带领下,于夜间11时从冰上渡过运河,靠近扼守运河渡口的甲马营据点,六连和十一连攻击据点南面,十二连攻击据点东北角。攻击开始,六连和十一连组织的两支突击队在机枪、手榴弹的掩护下,迅速攀云梯登上据点围墙,攻占了碉堡,十二连架起的云梯被伪军推倒后,很快又被扶正树起,战士们几乎和其他两个连同时登上据点围墙,据点内的伪军在猛烈火力打击下纷纷举手投降,30分钟后结束战斗,共歼灭、俘虏伪军200余人,缴获机枪2挺,步枪200余支,子弹20多箱,战马2匹。从此,甲马营伪据点被拔除了,武工队的开辟工作和党的地方工作人员往来渡河的障碍扫除了。

 

 

为更好地开辟运东抗日根据地,冀南区党委、行署于1943年夏建立了运东办事处,这是处于县区间的机构,主要任务是配合武工队对恩县二、三、四区的开辟,主任夏克、秘书周侃、民政科长高正新、财政科长向朴、粮食科长张昶、教育科长徐新甫、行政科长王润庵。

在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中,我们正确执行了冀南区党委的方针政策,武工队战士和党的地方干部纪律严明,作战勇敢,深得老百姓的拥护支持,所到之处很受群众欢迎,到1944年春,已顺利完成了恩县二、三、四区的开辟任务。接着,武工队又把开辟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恩县的五区、一区和平原五区、高唐六区、夏津四区及武城南部五县交界地带。在这一地区,斗争的主要对象是顽军“张八师”(张栋臣部)。武工队派人打进黄沙会,使其采取中立态度,并对其他土匪武装采取争取利用的方法,对沙庄、旧城的伪军则采取政治攻势和武装斗争的方法,对高唐的伪军则保持暂时对峙局面,互不进犯,由于对日、伪、顽、封采取了分别对待、各个击破的策略,使他们统一反共的联合势力逐渐趋于瓦解。在恩县境内,除日伪军龟缩的县城和几个大据点外,广大农村都变成了新的抗日根据地。

随着运东抗日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,运东办事处升格为大于县级的抗日行政机构,隶属冀南行署第六专署,辖恩县、夏津、高唐三个县抗日政府和平原办事处,刘子蔚任办事处主任,刘宙光任秘书,其主要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发展抗日武装,深入开展游击战争,逐级建立抗日政权,恩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成立。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开辟,游击区的不断拓展,根据地越来越巩固,地方建制也规范起来,1944年秋运东办事处撤销。

在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,日伪军不甘心失败,依靠公路线,实行武城、恩县、平原、高唐联防的方式,采用“囚笼”和“蚕食”战术,对八路军和游击区频繁发动进攻,根据地军民给予了有力回击。

1943年1月,西里屯(现属河北省故城县)炮楼的伪军要到县城集中,“扫荡”抗日根据地,消息被县大队侦察员探知。县大队副大队长杨广义带领基干连,预先埋伏在西里屯附近紧靠公路的一个小村庄。黎明时分,伪军中队长等8人坐马车走在中间,前后各有50余名伪军,带着2挺机关枪和1门小炮,走向县大队的埋伏圈。前面的伪军过去,马车进入伏击圈时,基干连副连长把一捆手榴弹准确地扔到大车上,车上伪军头目当场被炸死。前面的伪军刚要还击,一排长杨金波端着机关枪一阵猛烈扫射,连长裴庆凯带领战士乘机冲了上去,与伪军展开白刃战,走在马车后面的伪军想转身逃回炮楼,又被指导员乔菊带领的战士截断退路。裴庆凯、刘汉连带领战士们消灭前面的伪军后,又赶过来围歼残敌,击毙企图逃跑的伪军30多人,除少数伪军逃回炮楼外,其余伪军均缴械投降。战斗历时50分钟,歼灭伪军70余人,缴获机关枪2挺,小炮1门,长、短枪60余支。日伪的“扫荡”计划也随之落空。

为打破日伪军封锁,武工队根据上级指示和几年来开辟根据地的经验,一致认为“要巩固已有的根据地,必须开辟新区”,“战斗在我区进行,不如在敌占区进行”,“只能积极进攻,不能单纯防守”。因此决定再来一次“跃进”,把日伪军力量牵制到敌占区去,使武城北部和恩县已开辟的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巩固。武工队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,深入恩县、平原、高唐、夏津及武城的敌占区开辟工作,这时不仅要和数十倍于我的日伪军作战,还要和土匪杂团斗争,战事十分频繁,武工队采取分别对待、各个击破的战术,加之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,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,日伪军头尾难顾,终日惶惶难安。盘踞在运东地区中心的顽军“张八师”部败退逃窜,运东根据地进一步扩大,这不仅巩固了已有的根据地,而且开辟了大片新区。1944年秋,运东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八路军不仅在政治上,而且在军事上都占据了优势,日伪军龟缩在县城和几个大据点内不敢露面,运东地区的抗日区、村政权已经建立,人民群众被进一步发动和组织起来,各级抗日政府已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基础上,最终形成了恩县全部、夏津北部、武城东部、高唐北部、德县南部联合而成的大片根据地——运东抗日根据地。特别是因为它和冀南根据地联结在一起,这就使部队的活动更加进退自如,更有利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,为1945年的大反攻创造了条件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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